第二八五篇
书法经典钩沉·三国时期书法·禅国山碑
篆隶突围：《禅国山碑》的书体嬗变与苏建的笔墨实践
诗文/卢秀辉
禅国山碑歌
篆冷立皋禽，碑坛镇碧浔。
瑞龙衔诏降，后土启玄阴。
董奉朝仪肃，周承敕令深。
穹崖镌浩气，断碣隐奇琛。
笔溯殷前纪，锋藏禹舜沉。
横钩含隶意，竖勒带楷音。
折若昆刀切，圆同楚璧斟。
枯藤缠嶂隙，惊鹊跃松林。
梦自星芒淬，形随岳岱嵚。
风雷视划界，日月暗移簪。
四面环罡阵，雄文绕魄心。
密疏参斗柄，俯仰应瑶琴。
裂帛痕犹劲，崩云势未喑。
苔浮匡鼎色，雨蚀汉廷祲。
漫漶神逾旺，苍茫韵可寻。
苏卿遗铁腕，吴帝失君鬵。
虚颂祥麟诰，空传彩凤襟。
丹青凝紫霭，孤愤寄哀吟。
金石鸣幽壑，春秋鉴古今。
杨评夸健骨，康誉举高岑。
邓叟通其奥，缶翁研以忱。
章台畿甸迹，亭护圣贤箴。
封禅踪俱渺，籀铭术难侵。
精魂辉九域，残字耀千歆。
岂掩墨光溢，虽逢世道湛。
功过推尽去，艺事竹篱临。
多少天涯改，贞姿永昭森。
引墨
孙吴天玺元年（276年）的宜兴国山，一方环刻四壁的巨碑破土而立。彼时晋朝势力日盛，渡江南下之势迫在眉睫，而孙吴因吴末帝孙皓昏庸残暴，官民怨怒沸腾，政局岌岌可危。极度迷信的孙皓将吴兴阳羡县地震后的“白龙腾空”等异象视作上天庇佑的祥瑞，派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赴当地举行封禅典礼，封离墨山为国山，立《禅国山碑》以粉饰太平、巩固统治。这方承载着政治功利目的的碑刻，实则在汉隶向魏楷嬗变的关键节点，划出了书体转型的清晰轨迹。
汉魏书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裂变，秦篆的规整、汉隶的雄浑与初萌的楷意相互碰撞，《禅国山碑》以四百三十余字的篇幅，完成了一场跨越书体界限的笔墨实验。它并非单纯的瑞应纪功之作，更像是汉字在书体桎梏中寻求突破的宣言，其笔墨间的每一处转折，都藏着书法史演进的深层密码。
碑刻书丹者为孙吴文臣苏建（生卒年不详、字号无考），时任中书东观令史（掌东观藏书校订、文献编纂，需深厚经学与文字功底）、立信中郎将（荣誉武职，彰显政治忠诚，暗合孙吴“以文辅武”体制），他的双重身份赋予其书法创作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鲜明的政治语境。
方圆相济的书体融合之道
《禅国山碑》的书法成就，首推其在体势上的大胆革新，这也是苏建书法实践的核心突破。它以秦篆为骨，结体上极似秦篆的庄重规整，如“大”“光”“秀”“月”等字，深得先秦篆书遗韵；又以汉隶为筋，突破汉隶程式化的方整格局，将篆之圆浑与隶之方劲熔于一炉，形成独树一帜的方圆相济之态。其用笔介于秦篆汉隶之间，起笔苍劲如锥画沙，落笔圆浑似玉柱沉渊，行笔圆转中暗含方折，体势方整里藏着圆融，让字形既具篆书的庄重古朴，又得隶书的宽博开张。
从整体气象来看，碑文结体宽博疏朗，气势雄浑开张，没有秦篆的拘谨刻板，也摒弃了部分汉隶的臃肿肥滞，较同期《天发神谶碑》更显宽博浑穆、庄重圆劲。碑文字距行距虽无严格定式，却在自然排布中形成错落有致的章法，四面环刻的布局让笔墨气息贯通流转，如江河奔涌一气呵成，这种体势革新不仅打破了书体间的壁垒，更拓展了篆书的表现空间，为后世篆隶结合的创作提供了重要范式。
但这种融合并非完美无缺。部分字形因刻意追求方圆兼顾，导致体势略显滞重，圆转与方折的过渡偶有生硬之感，未能完全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尤其是碑文后半段，受篇幅限制与瑞祥名目罗列的影响，部分字形结体略显松散，宽博之中少了几分紧凑，气势上稍逊于前半段，这也折射出苏建在迎合政治需求与追求艺术表达之间的微妙平衡。
古今嬗变的笔墨基因重组
《禅国山碑》的笔法突破，核心在于苏建对古今笔墨基因的成功重组。它既传承了篆书的裹锋圆转、藏锋起笔，结体上深得周秦遗志；又吸纳了汉隶的铺毫行笔、波磔意味，横画起收笔处偶现“蚕头燕尾”，带有不明显的隶意波磔，横折笔转角多呈九十度，不似秦篆那般纯粹圆转，“口”形结构多上窄下宽，两侧竖笔直而外斜，束腰形用笔极少，暗合汉碑碑额篆书的基本特征。更隐隐透出楷书的方折锋芒，在一笔一画间完成了书体嬗变的时空跨越。
其行笔节奏张弛有度，圆转处如行云流水，舒缓自然；方折时似断崖截壁，刚劲有力，虽纯古秀茂却不似《天发神谶碑》那般用笔怪异，风格更为传统醇厚。受碑石凝灰岩材质影响，部分笔画边缘因石质孔隙形成不规则锯齿，意外强化了篆书的古朴韵味，形成毛笔难以模仿的“蚀刻效应”，让碑文笔墨气息饱满，金石质感强烈，读来如观古鼎彝器，既见历史的厚重，又感艺术的鲜活。
不过，笔法的多元性也带来了些许弊端。部分笔画因追求三体融合，导致笔法辨识度降低，篆书的纯粹性与隶书的典型特征被弱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体个性的彰显。此外，受刻工技艺局限，部分笔画细节表现略显粗糙，行笔的流畅度与细腻度稍欠火候，未能完全展现苏建笔墨本应有的精妙变化。清代杨宾在《大瓢偶笔》中称其“虽漫漶，而笔力尚在”，恰是对这种笔法特征与岁月痕迹的精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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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刻形制的空间美学与政治隐喻
作为四面环刻的碑刻作品，《禅国山碑》的章法布局堪称苏建一场独特的空间美学实验，更暗含着对时代政治语境的回应。碑文由东北始，绕东南西三面再回于北，形成闭环式的阅读动线，这种布局打破了传统碑刻单面刻写的局限，让笔墨气息在三维空间中循环流转，营造出雄浑壮阔的整体气势，暗合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将孙皓塑造为“受命于天”的合法统治者，成为权力表达的空间载体。
从通篇布局来看，碑文疏密分布虽无严格的人为设计，却暗合自然之道。石质致密处文字排布紧凑，似繁星密布；孔隙疏松带则字距舒展，如朗月当空，这种因石制宜的排布方式，让章法在自然随性中透着匠心。四百三十余字环碑而列，字径大小错落有致，既保证了整体的统一性，又避免了单调乏味，形成了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的空间韵律。
但环刻形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由于碑文需绕碑书写，部分字形为适应空间布局被迫调整体势，导致整体章法的连贯性受到影响。此外，不同面的文字在气韵衔接上略显生硬，东面与南面、西面与北面的过渡处，笔墨气息未能完全贯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章法的整体性与完整性，这也是实用功能对艺术表达造成的必然制约。
书体嬗变的活态见证与传承影响
《禅国山碑》的书法价值，既在于其自身的艺术突破，更在于它作为书体嬗变活态见证的历史意义，而这一切都与苏建的创作实践密不可分。在汉魏书风裂变的关键时期，苏建以篆隶为基、兼容楷意的创作，清晰展现了汉字书体从篆隶向楷书演进的过渡形态，为研究汉魏时期书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笔法与体势的革新，打破了书体间的壁垒，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对后世碑学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代书家对其赞誉有加：吴骞在《国山碑考·后叙》中称其“笔势醇古隽逸，绰有先秦二京之遗风”；陈鳣在《禅国山碑考·跋》中评价“篆法苍劲古秀，深得周秦遗志，即同时皇象所书《神谶碑》，亦远不能及”；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中盛赞“秦汉篆书罕有存者，惟此巍然无恙，玩其笔法，断非后代所及”；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更是多次推崇，称其“雅健”“笔力伟健冠古今”，将其与《天发神谶碑》并列为“吴碑四种”之冠，赞其“浑劲无伦”。
清代碑学兴起后，此碑更成为书家变法的重要取法对象，邓石如从中悟得“以篆入隶”之法，吴昌硕篆刻刀法亦受其方折笔意启发，明代安国收藏的宋拓《石鼓文》“先锋本”也可见其影响。在历史传承上，乾隆年间唐仲冕清理坍塌石崖并修建禅国山碑亭，1982年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经整理修葺，2001年晋升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千年仍巍然无恙，成为现存最早的江南封禅碑。
不过，从艺术纯粹性来看，碑文因兼具歌功颂德与罗列瑞祥的政治功能，部分文字为迎合内容需求，在书法表现上有所妥协，未能完全释放笔墨的艺术张力。苏建作为官方文书的书写者，其笔墨中暗含对皇权的妥协与调和，这种功利性目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艺术价值的充分彰显。而苏建本人的生平在正史中记载寥寥，仅后世金石著录散见其书法评价，虽身影模糊，但其艺术实践却通过碑刻永恒流传。
余墨
《禅国山碑》的书法艺术，是苏建在汉魏书体嬗变途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与有益探索。它以秦篆为骨、汉隶为筋，方圆相济的体势、多元融合的笔法、环刻闭环的章法，在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映照出三国时期文人在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挣扎与超越。其优长在于打破了书体界限，拓展了书法艺术的表现空间，为后世提供了篆隶融合的成功范式；其缺憾则源于时代局限与功能需求，体现在笔法融合的生硬、章法衔接的不畅与艺术纯粹性的不足。
作为书体嬗变的活态见证，《禅国山碑》与苏建的创作实践，不仅展现了汉魏书法的多元面貌，更揭示了书法艺术“变则通”的发展规律。它证明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兼容并蓄、勇于革新，这种精神至今仍为书法创作提供着重要的美学启示。千年岁月流转，碑石上的刻痕虽已漫漶，但其中蕴含的书体革新精神与艺术探索勇气，连同历代书家的赞誉与传承，共同构成了其在书法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至今仍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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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秀辉山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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