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人物情节稍作虚构。】
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带着一股子年轻人特有的不耐烦：“爸，都三十年了，您怎么还惦记着去南诏国那个地方？”
我捏着刚办下来的护照，粗糙的指腹摩挲着光滑的封面，笑了笑，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说：“就想回去看看，看看咱们当年走过的地方。”
1984年，老街地区的炮火把天都烧红了。我，一个二十八岁的木匠兵，从死人堆里背出来一个敌方女军医。
三十年后，我这个左腿微跛的糟老头子故地重游，却在南诏国清化市的街头，被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车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头发花白的南诏国将军，隔着车窗，目光像鹰一样盯着我，缓缓开口，问了一个我怕了三十年的问题：
“陈建军同志，三十年前，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救的是谁？”
01
炮弹尖啸着擦过头顶，炸开的土石像下雨一样砸在背上。
我死死趴在泥坑里，耳朵里全是嗡嗡的轰鸣声。手里的步枪枪管烫得能烙饼，周围呛人的硝烟味混着血腥气，熏得人想吐。
“陈建军！陈建军！听到回话！”班长老张嘶哑的吼声从步话机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
我咳出一口带土的唾沫，按下通话键：“木匠收到！班长，我被火力压制了，正在找路撤！”
“妈的！快撤！到竹林西边的水潭集合！”
“收到！”
我抄起枪，猫着腰，一瘸一拐地顺着炸塌的土墙往外冲。左腿的伤口又裂了，每走一步都像有刀子在剜肉。
这个边境小村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到处是断壁残垣和烧成焦炭的树桩。我亲眼看着班长老张为了掩护我，一脚踩上了地雷，整个人被炸得飞起来，肠子挂在竹子上，他倒下前还冲我喊：“快走！”
老张的脸，他流出来的肠子，他喊着“娘”咽气的样子，像烙铁一样烫在我脑子里。
这笔血债，该怎么算？
就在我快冲出村口时，一阵极轻的呻吟声钻进耳朵。
我猛地停住，端起枪，警惕地挪向声音的来源——一个半塌的防空洞。洞口，一只沾满泥和血的手伸了出来，手指微微抽动。
我一脚踹开挡路的碎木头，洞里躺着个穿南诏国军装的女人。
她看起来二十出头，脸白得像纸，肚子上一个大口子，血把绿色的军装染成了黑红色，还在往外冒着泡。
是敌人！
我的手指搭上了扳机。老张的脸又在眼前晃。杀了她，给班长报仇！
女人似乎感觉到了杀气，费力地睁开眼。她的眼神里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哀求。她嘴唇哆嗦着，说着我听不懂的南诏话。
她的手，死死攥着一张被血浸湿的照片。我鬼使神差地凑过去看，照片上是一对穿着蓝色布衫的老两口，站在稻田前，笑得一脸褶子，跟我远在山东老家的爹娘一个样。
“操！”我在心里狠狠骂了自己一句。
我卸下背包，掏出急救包。当年在部队学的几句南诏话派上了用场。
“别动。”我生硬地说。
女人愣住了，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是巨大的感激。她用蹩脚的中文，断断续续地说：“谢……谢谢……我叫……苏婉……”
我没理她，剪开她的衣服，伤口大得能塞进一个拳头。我把一整包的止血粉都倒了上去，用绷带一圈圈死死缠住。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你……为什么……救我？”她疼得满头是汗，声音轻得像蚊子叫。
我没回答。我他娘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张照片，也许是因为她肚子上流出的血，像极了老家山坳里冬天开的红山茶。
她看我不说话，挣扎着抬起手，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手帕是白色的，已经脏了，但角落里绣着一朵红色的山茶花，针脚细密，一看就是用了心的。
“拿着……”她把手帕塞到我手里，那上面还带着她的体温和血腥味，“如果……你活着……去清化市……找我……”
话没说完，她脑袋一歪，昏死过去。
远处传来我们部队的集合哨声，又急又短。我把剩下的半壶水和一个军用肉罐头放在她身边，最后看了一眼她胸口那朵绣出来的山真花，转身冲进了雨里。
跑出防空洞时，我把那块手帕塞进了最贴身的口袋。
02
我归队的时候，浑身湿透，像个泥猴。指导员看到我左腿的伤，骂了我一句，赶紧让卫生员给我重新包扎。
“你小子，怎么搞的？老张呢？”指导员问。
我的眼泪混着雨水淌下来：“班长……为了掩护我……没了……”
周围的战友都沉默了，有人低声骂了一句，有人红了眼圈。
那天晚上，我在临时营地里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中，我一会儿看到老张流着血的肠子，一会儿又看到苏婉那双哀求的眼睛和那朵血色的山茶花。
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手帕，那块小小的布料，像一块烧红的炭，烙得我心里疼。
三个月后，冲突结束，我们撤回国内。
坐在回国的闷罐火车上，我第一次敢把那块手帕拿出来仔细看。山茶花绣得真好看，花瓣层层叠叠，像是活的一样。手帕的背面，用墨水写了两个娟秀的汉字：苏婉。
这个秘密，我决定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能说。
复员后，我回了山东菏泽老家，因为腿伤，干不了重活，就在镇上的家具厂当了个木工。我爹娘看我活着回来了，烧了三天高香。
“建军，打仗的事就忘了吧，好好过日子。”我爹拍着我长满老茧的手说。
我点点头，把那个装着手帕的小铁盒，锁进了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再也没打开过。
1986年，经人介绍，我和邻村的小学老师王桂兰结了婚。
桂兰是个好女人，性子温和，不嫌我瘸，也不嫌我闷。婚后第二年，儿子陈阳出生了，家里有了笑声，日子好像真的好起来了。
我从普通木工干到车间主任，每天闻着木头刨花的香味，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以为战争的影子就这么过去了。
可每到4月15号，我救下苏婉的那天，我都会把自己关在屋里，喝一整天的闷酒。左腿的伤疤会隐隐作痛，心里那个疙瘩，像刨木头时卡住的钉子，拔不出来，硌得慌。
有一次，桂兰收拾屋子，翻出了那个上锁的铁盒。
“建军，这里面是啥宝贝啊？”她笑着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把抢过来：“一个牺牲战友的遗物。”
“能给我看看吗？”
“不行。”我语气很冲，“答应了人家，不能给别人看。”
桂兰愣了一下，没再追问，只是晚上睡觉前，轻轻摸着我腿上的伤疤说：“你心里的坎，啥时候能过去啊。”
我背过身，没说话。
2012年，桂兰查出了肺癌，晚期。她走得很快，没受太多罪。临走前，她拉着我的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说：“建军，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阳阳也大了，你别太孤单。有空……就去你总望着发呆的那个南方看看吧。”
那一刻，我才知道，她什么都明白。
送走桂兰的第三年，阳台上的月季没人浇水，全枯死了。我一个人守着这栋老房子，守着那些褪色的记忆。
那个铁盒子，我拿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三十年了，手帕已经泛黄，边角都磨出了毛边，我用胶水小心地粘了两次。那朵山茶花，颜色也淡了，但好像还带着三十年前的血腥和体温。
03
2014年，我58岁，退休了。
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去南诏国。
在深圳上班的儿子陈阳知道了，在电话里跟我大吵一架。
“爸！您疯了？您当年在那儿打过仗，九死一生回来的，还去那干嘛？找不痛快吗？”
“我想去看看。”我的声音很平静，“看看那个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您都快六十了，腿脚又不好，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我身体好着呢，再说了，现在是和平年代，又不是去打仗。”
陈阳拗不过我，最后还是妥协了，帮我办了护照和签证，订了去南诏国清化市的机票和当地的旅行团。
出发前一晚，我把那块手帕从铁盒里拿出来，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它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也许……能找到她的一点消息吧。”我对着镜子里那个头发花白、眼角全是皱纹的老头子说。
飞机降落在清化市机场，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
走出机场，我彻底愣住了。眼前是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路上，摩托车像蝗虫一样呼啸而过。街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对着笔记本电脑敲敲打打。
这还是我记忆里那个穷得叮当响，到处是茅草屋的南诏国吗？
导游是个叫阿玲的南诏姑娘，中文说得比我还标准。她热情地招呼我们这个十几人的老年旅行团，说要带我们看遍清化市的名胜古迹。
我跟在队伍最后面，心不在焉。
几天下来，团里的老头老太太们都玩得很开心，只有我，每天都在人群里下意识地寻找。我知道这很傻，南诏国几千万人，三十年过去了，她可能早就嫁人生子，甚至……可能根本没活下来。
第八天，旅行团的行程是去郊区的一个瀑布景点。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行驶，窗外是连绵的青山和绿油油的稻田。
我看着窗外，忽然，远处一座山的轮廓让我心脏猛地一缩。那个山形，那个走向……我死也忘不了！
三十年前，我和老张就是在那座山下被伏击的。
“停车！”我猛地站起来，冲着司机大喊。
一车人都被我吓了一跳，大巴一个急刹车停在路边。
“陈大爷，怎么了？”导游阿玲跑过来，一脸关切。
“我……我想下车走走。”我指着窗外，“你们先走，我等会儿自己打车去酒店。”
“可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没事，我就在附近转转，我认得路。”
阿玲看我坚持，只好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叮嘱我天黑前一定到酒店。
大巴车开走后，我站在路边，深吸一口气，顺着记忆里的小路，一瘸一拐地向那座山走去。
曾经的战场，已经变成了宁静的村庄。孩子们在田埂上嬉笑打闹，看到我这个外国老头，都好奇地张望着。
我走到一片竹林前，停下了脚步。防空洞就在竹林后面，旁边应该有个水潭。
拨开一人高的杂草，那个黑漆漆的洞口露了出来。洞里阴冷潮湿，一股霉味。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在石壁上晃动。
石壁上，刻着一行数字：“1984.4.15”。是我救下苏婉的那天。
字迹很浅，但看得出刻得很用力。
洞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石台，上面放着一束已经干枯的山茶花。旁边，还有半块用油纸包着的压缩饼干，牌子和我当年留下的一模一样。
有人来过，而且是最近。
我的心脏“咚咚”狂跳。是她吗？她还活着？她还记得这里？
“老先生……您在找什么？”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我吓得一哆嗦，猛地回头。一个穿着灰色布衣的南诏国老太太，拄着一根竹杖，站在洞口，安静地看着我。
“我……我随便看看。”我用中文回答。
老太太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最后，目光落在我因紧张而按住的左腿上。
她走上前，从篮子里拿出一朵新鲜的、还带着露水的红山茶，递给我。
然后，她用生涩的中文，一字一顿地说：“苏医生……每年都让我……在这里……种一棵。她说……有个中国老兵……会来找。”
说完，她转身，拄着竹杖，慢慢消失在竹林深处。
苏医生？苏婉？
我拿着那朵山茶花，站在洞口，脑子里一片空白。
04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公路上的。拦了一辆摩托车，一路飞驰到酒店时，天已经擦黑了。
我推开房门，一眼就看到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中文工工整整地写着：“陈建军先生收”。
我的手有些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只有一行打印的黑字：
“明早八点，会有人来接您。请不要害怕，是好事。”
没有落款，没有署名。
这一夜，我彻底失眠了。我把门反锁，又用椅子顶住。窗外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我都会惊坐起来。
是苏婉吗？是那个老太太说的“苏医生”吗？可她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住哪个房间的？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好行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跟着旅行团上了前往下一个城市的大巴。
车子刚开出市区，我就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车窗贴着很深的膜，看不清里面。
我心里发毛，手心全是冷汗，但脸上不敢露出来。
大巴在国道上开了一个多钟头，前方突然出现了路障。三辆绿色的军车横在路中央，十几个端着枪的南诏国士兵面无表情地站着。
我们的车被迫停下。车上的大爷大妈们顿时慌了神。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要打仗了？”
“阿玲，快问问啊！”
导游阿玲也吓得脸色发白，拿起话筒安抚大家：“大家别慌，我去问问情况，可能是例行检查。”
她话音未落，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的南诏国军官已经走上了车。他约莫四十岁，身材高大，肩上扛着校官的军衔，表情严肃得像块石头。
他目光扫视一圈，用字正腔圆的中文问道：“请问，哪位是陈建军同志？”
整个车厢瞬间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
我的心脏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我慢慢地，扶着前排的座椅，站了起来：“我……我是。”
军官大步走到我面前，对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陈建军同志，我们部长想见您，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什么事？”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请您放心，不会有危险。”军官的语气很客气，但眼神不容拒绝，“您的行李，我们会直接送到您下一站的酒店。旅行社那边，我们也会协调好。”
我看向导游阿玲，她已经吓傻了。我又看向其他团友，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惊恐和不解。
我深吸一口气，抓起身边的小背包：“好，我跟你们走。”
下车的时候，我的腿软得厉害，一个士兵上来扶住了我。
我被“请”进一辆军车的后座，左右两边各坐着一个持枪的士兵。车门“砰”地一声关上，车队立刻掉头，向清化市区的方向驶去。
我回头，看到我们的旅游大巴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像一个被遗弃的火柴盒。
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05
军车在清化市的街道上疾驰，没有遇到一个红灯。我坐在后座，双手死死攥着背包带，手心里的汗把尼龙带子都浸湿了。
我到底犯了什么事？是三十年前救了苏婉的事暴露了？可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部长”要见我？
车子最终驶入一处戒备森严的大院。门口是持枪的哨兵，高墙上拉着电网。院子里停满了军车，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军人。
这里，像是一个军区的总部。
车停在一栋三层的法式小楼前，门口挂着南诏国的国旗。
一个副官模样的人拉开车门：“陈先生，请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进小楼，穿过一条挂满黑白照片的长廊。我看到一张照片，是在战场上，一个女军医举着红十字旗，背后是炸塌的医院。那场景，我好像在哪见过。
副官把我带到三楼一间宽敞的会客室。
“请坐。”他指了指沙发，“我们部长马上就到。”
我坐立不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
大概十分钟后，门外传来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
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将军制服的老人走了进来。他满头白发，但腰杆笔直，眼神锐利。军装上挂满了勋章，肩章上的将星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是他！我在电视上见过！南诏国退役的军人事务部部长，黄文雄！
我猛地站起来，腿肚子直哆嗦。
黄文雄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落在我身上。
副官给我们倒了茶，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
漫长的沉默。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
“陈建军同志。”黄文雄终于开口了，中文说得非常标准，“请坐。”
“同志”这个称呼，让我心里一颤。
“黄……黄部长，”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我……我不知道……”
“不用紧张。”黄文雄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喜怒。
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红木盒子，推到我面前。
盒盖上，雕着一朵盛开的山茶花，和我那块手帕上的花纹，一模一样。
我的呼吸停住了。
黄文雄缓缓掀开盒盖。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勋章或者机密文件，而是厚厚一沓信。信封已经泛黄，边角都磨破了。
最上面一封信的信封上，用娟秀的钢笔字写着一行中文：
“中国，山东省，菏泽县，陈建军（收）”
是苏婉的字迹！我认得！是她当年在我手心里写下名字的字迹！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
“陈建军同志，”黄文雄的声音突然低沉了下去，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复杂情绪，“这三十封信，苏婉每年写一封，地址都是你的家乡。可是，她一封都没有寄出去。”
他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问：“你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没寄出去吗？”
06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能死死地盯着那个红木盒子，盯着那一沓代表了三十年光阴的信。
她知道我的名字，她知道我的家乡，可她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把信寄出来？
“我……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黄文雄叹了口气，从信沓里抽出最上面的一封，递给我。信封的年份是1985年。
“你看看吧。”
我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捏不住那张薄薄的信纸。我展开信，熟悉的娟秀字迹映入眼帘：
“建军哥：
见字如面。
我活下来了。回到清化市后，我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我就没命了。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亲动用了所有关系，想找到你。但是，我们只知道你叫陈建军，是山东人，左腿受了伤。在几十万回国的军人里找一个人，太难了。
你留下的那半壶水和那个肉罐头，我一直留着。那块你给我擦脸的手帕，我也洗干净了。
建军哥，你还好吗？你的腿伤怎么样了？你回家了吗？
我很想你。
苏婉
1985年春”
短短几行字，我却像看了一个世纪那么长。眼泪把信纸都打湿了。
“她……她一直在找我？”我抬起头，看着黄文雄。
“是的。”黄文雄点点头，神情复杂，“每年，她都会派人去边境打听一个左腿微跛、会做木工的中国老兵。但是，三十年，杳无音信。”
他顿了顿，继续说：“这些信，她每年都写，但每年都锁进这个盒子里。她说，她怕给你带去麻烦。当年的事，太敏感了。她怕一封信寄过去，毁了你平静的生活。”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我这个傻瓜，我以为她忘了我，我以为我只是她生命里的一个过客。我因为内疚和害怕，躲了三十年。却不知道，在边境的另一边，也有个人，惦念了我三十年。
“那……她现在……”我急切地问，“她还好吗？我想见她！”
黄文雄的眼神黯淡了下去。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苏婉……她病了。很重的病。”
“什么病？”
“癌症。”
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把我整个人都炸懵了。
“她现在在清化市陆军总医院，”黄文雄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她化疗的时候，一直念叨着，说她想吃一次山东的煎饼，还说，她种的山茶花快开了，不知道那个答应会来的中国老兵，还能不能看到。”
“山洞里的山茶花……是她让人种的？”
“是。那个防空洞，她每年都回去看一次。石壁上的字，是她刻的。她说，那是她重获新生的地方，她怕你回来找不到。”黄文雄看着我，“陈建军同志，苏婉是我的外甥女。我今天请你来，是想完成她最后一个心愿。”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我代表苏婉，代表她的父亲，我的姐夫，黎原副司令，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
黎原副司令！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当年南诏国主和派的领袖人物！
黄文雄的表情变得无比严肃，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出了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秘密。
“陈建军同志，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三十年前的那个问题了。”
“你当年救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敌方女军医。你救下的，是提前结束那场边境冲突的，和平天使。”
07
我彻底愣住了，完全不明白黄文雄在说什么。
“和平天使？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文雄示意我坐下，他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更厚的文件，上面印着“绝密”的字样。
“三十年前，南诏国军方高层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的将领，秘密启动了一项生化武器研究，代号‘枯叶’。他们想在边境地区使用这种武器，造成大规模伤亡，迫使冲突升级。”
我的后背渗出了冷汗。
“苏婉的父亲，黎原副司令，是主和派的代表。苏婉当时是军医大学的高材生，被抽调到后方医院。她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计划，并且拿到了‘枯叶’计划的核心证据。”
黄文雄指了指我口袋里那块手帕的位置。
“证据，就藏在你救她时，她给你的那块山茶花手帕的夹层里。那是一张微缩胶卷。”
我的手下意识地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块温热的、柔软的布料。我从来不知道，这块我珍藏了三十年的手帕里，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苏婉拿到证据后，准备交给她的父亲。但她的行踪暴露了，主战派派人追杀她。她一路逃到边境，腹部中枪，躲进了那个防空洞。追杀她的人，以为她必死无疑，才撤走了。”
黄文雄看着我，目光灼灼：“陈建军，如果不是你，苏婉和那份证据，就会永远烂在那个防空洞里。一旦‘枯叶’计划实施，边境将变成人间地狱，无数像你战友老张那样的士兵，还有无数无辜的平民，都会死于非命。战争的规模，会扩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是苏婉，带着你给她的半壶水，和你给她包扎的伤口，撑着最后一口气，把那份胶卷交给了她的父亲。黎原副司令凭借这份铁证，在最高军事会议上，扳倒了主战派，从而让南诏国下定决心，提前结束了那场冲突。”
我呆呆地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救了一个“敌人”而愧疚，为班长老张的死而自责。我以为我的手上，也间接沾了战友的血。
可现在，黄文雄告诉我，我救的不是敌人，我救了一个英雄。我的那一念之善，竟然在无意中，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提前结束了战争。
“所以……我不是罪人？”我喃喃自语。
“不，你是英雄。”黄文雄斩钉截铁地说，“你是我们南诏国的英雄，也是你们中国的英雄。你用一个普通士兵的善良，诠释了人性的光辉，超越了战争和仇恨。”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三十年的愧疚、自责、压抑，在这一刻，全部化成了滚烫的泪水。
我不是罪人。
老张，你听到了吗？我不是罪人！
08
清化市陆军总医院，特护病房。
我隔着玻璃窗，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苏婉。
她瘦了很多，头发因为化疗掉光了，戴着一顶绒线帽。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只有那双眼睛，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又大又亮。
她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缓缓地转过头。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三十年的光阴，像潮水一样退去，眼前这个虚弱的女人，和当年那个躺在防空洞里、奄奄一息的少女，重叠在了一起。
我的腿一软，几乎站不住。
黄文雄推开病房的门，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一步一步，像是踩在棉花上，走到她的病床前。
“建军哥……”她先开了口，声音微弱，但带着一丝笑意，“你……老了。”
“你也是。”我哽咽着，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块手帕。那是我当年给她擦脸的手帕，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你的手帕，还给你。”
我也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那块绣着山茶花的手帕。
“你的手帕，我也一直留着。”
两块手帕，并排放在白色的被单上。一块朴素，一块精致，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苏婉的眼泪流了下来，滑过她苍白的脸颊。
“建军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握住她冰冷的手，泪水滴在她的手背上。
“不晚，”她摇摇头，笑了，像一朵在寒风中绽放的山茶花，“只要来了，就不晚。”
我们在病房里聊了很久。聊这三十年的生活，聊我的木工活，聊她的医学研究，聊我的儿子陈阳，聊她一直未嫁的原因。
她说，她心里住了一个人，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我的心，被这句话烫得生疼。
09
第二天，我的儿子陈阳，竟然从深圳飞到了清化市。
是黄文雄部长通过大使馆联系的他。
当陈阳在医院走廊里看到我，看到我身边穿着将军制服的黄文雄时，他整个人都懵了。
“爸……这……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复杂的一切。
黄文雄拍了拍陈阳的肩膀，把那个装满信的红木盒子交给他：“你父亲，是个英雄。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陈阳一封一封地看着那些信，看着那些三十年来从未寄出的思念和等待，他的眼睛红了。
他走到我面前，这个一向跟我没什么话说、甚至有些看不起我这个“瘸腿木匠”的儿子，突然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
“爸，对不起。”他在我耳边说，“这么多年，您受苦了。”
我拍着他宽厚的背，老泪纵横。
这一刻，我和儿子之间那堵无形的墙，塌了。
几天后，在黄文雄的安排下，南诏国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授勋仪式。黄文雄亲手把一枚刻着山茶花的“和平勋章”别在了我的胸前。
他说：“这枚勋章，你受之无愧。”
我拿着那枚沉甸甸的勋章，心里五味杂陈。
10
回到国内，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人找到了我，给我送来了一封感谢信，信里说：“您用人性光辉，诠释了军人本色，国家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军人。”
我把那封信和那枚勋章，一起放在了妻子王桂兰的遗像前。
“桂兰，你看，我心里的坎，过去了。”我对着照片，笑着说。
清明节，我又去给班长老张扫墓。
这一次，墓前还站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是老张的儿子。
他看到我，走上前，递给我一根烟。
“陈叔，我爸的日记，我看了。”他吸了口烟，眼睛有些红，“他最后那篇日记里写：‘小陈心善，是个好人。这仗打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陈叔，我爸他……从来没怪过你。”
我手里的烟掉在地上，蹲下身，抱着老张的墓碑，哭得像个孩子。
压在我心上最重的那块石头，终于搬开了。
11
一年后。
南诏国，清化市。
苏婉的身体，在最好的医疗条件下，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她发起了一个“山茶花医疗基金”，专门援助那些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的平民和老兵，无论国籍。
我，一个退休的中国木匠，成了这个基金会的“荣誉顾问”。
我没有选择回国。儿子陈阳很支持我，他说，只要我开心就好。
我和苏婉，没有结婚。我们就像两个相伴了几十年的老朋友，每天一起在院子里种花，喝茶，聊天。
院子里的山茶花开了，红得像火。
苏婉坐在轮椅上，给我递过来一杯茶，笑着问我：“建军哥，后悔吗？”
我摇摇头，看着满院的红色，感觉心里无比踏实。
“不后悔。”我说，“人这一辈子，记住仇恨会很累，记住善良，心里会很暖。”
三十年的等待和愧疚，终于换来了此刻的平静和安宁。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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